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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洗脑宣传与教育(全文)

2015/5/25 20:17:29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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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博士托马斯·伍兹,现任米塞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该书恰好印证了我的文章《中国宣传万恶的美帝还是美国宣传邪恶的中国?》)
  世界兴奋地看到中国从贫穷落后的时代一变而为一个日益繁荣的社会。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攻击,毫无疑问,起码部分地反映了它们对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感到不安。只有傻瓜才对中国近来取得的巨大进步漠然视之。
  在我自己的国家,我遗憾地告诉大家,政界对中国的敌意是存在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对这个茁壮成长的经济大国的嫉妒(有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到对人权的关心,再到为中国胆敢阻碍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感到恼怒。更重要的,简单地说,是许多美国政客汲汲于冲突与战争,孜孜以求争吵的理由,而非致力于友谊与和平。
  不幸的是,我对中国的见识是相当有限的,但是由于我确实知道美国的历史,我至少可以忠告你们避免我们的错误。就在目前,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在搞一些终究不可能的事情,从而使美国贫困化。就在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美国的国债是9万亿美元。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主要的“权利”项目——社会保险与医疗关心——将短缺超过50万亿美元的资金。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有700个军事基地,在130个国家有驻军。我们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假装一切都好,允诺要花更多的钱——花那不存在的钱。美国人忘记了他们可曾首先听到过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的忠告——此人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平克尼的告诫是:
  如果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使我们在世界上赢得尊敬,那么我们就误解了这个政府的目标。在列强之间搞征服、争上风,不是、也不应该是共和制度的目标。如果他们(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把我们从(外国的)轻蔑中拯救出来,以及维护我们国内的幸福与安全一事中足够积极而有力,我们可能指望他们的只能是——几乎任何其他的政府都比我们这个政府更能不辜负它的公民。
  永远也不缺少这样的人,他们装模作样地“爱国”,坚称他们的政府总是受到人们的拥护,对政府宣称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信任。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好例子——出师的理由,现在是连青少年也会觉得耻辱的歪曲与谎言,那场冲突本不该得到任何人的支持。但是,由于战前美国所有宣传机器上下一致大肆宣传所谓的“邪恶的伊拉克的证据”,大肆宣传“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是对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威胁”,使得美国公众大体是支持那场战争的,起码开始时是这样。政府用宣传来填塞公众,公众也就相信。如我在本书中展示的,关于这个现象,也并不稀罕。这里有一个值得所有地方的人汲取的教训,特别是那些热衷于成为“伟大国家”(以军事强权来定义“伟大”)的国家应该汲取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时时怀疑。
  在本书严格的篇幅限制之内——以8万个词——我也能够讨论“联邦储备系统”(美国的中央银行),但在这里也有可以汲取的教训。仍然和宣传的相反:你不需要一个中央银行。自由经济需要自由,不需要中央计划来提供一个恰当的交换媒介。联邦储备系统破坏了我们的美元的价值,三番五次地播下盛衰循环的种子。联邦致力于以人为的方式“刺激”经济、降低利率,因此误导企业家向那些没有经济意义的项目投资;说那些项目没有经济意义,是因为它们和消费者的需要没有关系,也不提供流通的资源。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解释了中央银行如何向生产过程中引进了不协调因素,于是引起了盛衰循环。
  利率其实仅仅是一种价格——借钱的价格。对这种价格的市场调节进行干预,并不比政府对任何其他价格拍板更能收到令人愉快的结果。这种干预实际上是更坏的,因为利率在投资分配决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也在整个经济的生产结构中发挥同样的作用。为理解货币与银行,请参阅默里·罗瑟巴德(Murray N. Rothbard)那本篇幅不长的书《政府对我们的钱做了什么手脚?》(What Has Government Done to Our Money·)(有2004年的中文本,由Cité Publishing Ltd.的分支EcoTrend Publications出版)。
  我可以说得更多,但是美国历史的教训在如下的书页中应该足够清楚。但愿这些教训能为中国和她的人民所看重。但愿中国在21世纪的经历能为人类的故事平添新的一章。
  托马斯·伍兹(Thomas E. Woods, Jr.)
  美国阿拉巴马州奥伯恩
  2008年4月


  维尔·罗杰斯曾经说,美国的麻烦并非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太多;美国的麻烦是大家自以为知道的事情,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
  没有哪个领域像美国历史这样更符合这位幽默大家的此番评论。在过去的至少几十年,大多数学生接触的美国历史,实际上是一堆枯燥乏味、耳熟能详、老生常谈的故事:美国内战全是由于奴隶制、反垄断法救民于邪恶的大公司、富兰克林·罗斯福把我们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诸如此类。从殖民地时代到比尔·克林顿当总统,本书的指导方针很简单,旨在秉笔直书。
  本书的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不”字。本书并不是对美国历史的一个总览,也无意于此。对某个问题有兴趣细究的读者,可去参考我选的书目。我在其中列进了两种书,一种是为了承认我在学术上的借鉴,另一种是提供一个资料列举,寻求美国历史真相的读者可以放心地有所依凭。(不需要说,我不见得认可所列的每一本书中的每一个论点;如果一本书出现在书目里,我的意思仅仅是我承认我以某种方式得益于它,而且相信别人也会得益于它。)开列出来的书有一些不幸已经绝版,多亏像这样的旧书电子情报交流系统,其中所有的书,有兴趣的读者几乎都有望得而阅之。
  本书不是按部就班地讲述,而是意在介绍美国历史的一些更具争议的方面,特别着意于这么一些人:他们发现标准叙述或者常见的教科书难服人心,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心存偏见。有的读者或许发现,他们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处理得太过简略,或者完全不曾提到。但是,本书篇幅有限,某种取舍就来得必要了。我希望读者会觉得我已经写到的东西,有意思,有挑战性,是和主流课本的那种提到头就知道尾的陈词滥调有所不同而能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纽约哈得逊河上的欧文顿经济教育基金会”允许我使用我为《自由谈》(Ideas of Liberty)〔最近又更名为《自由人》(Freeman)〕写的文章中的若干篇,包括“以前工资为什么那么低”、“美国自由的殖民地起源”、“幼稚病的经济学”、“种族、不平等与市场”,以及“拒绝执行:杰斐逊对政府的限制”。我为此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托马斯·迪罗伦佐(Thomas DiLorenzo)、拉尔夫·瑞科(Ralph Raico)和马库斯·爱泼斯坦(Marcus Epstein)的有益建议,我特别借重《约翰·卡尔霍恩论文选》(Papers of John C. Calhoun)的编辑克莱德·威尔逊(Clyde Wilson)教授和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历史教授多林·穆纳(Doreen Munna)教授,因为他们修正了书稿的第五章。感谢助人为乐、不发牢骚的玛丽莲·芬提热(Marilyn Ventiere)和德洛丽丝·帕瑞乐(Dolores Perillo)。我还感谢“瑞格纳瑞出版公司”(Regnery)的优秀编辑罗威娜·艾婵(Rowena Itchon),我和她工作得很密切,以及宝拉·德克(Paula Decker),感谢她们的艰辛工作和有益的建议。
  另外的人情更是私人性质的。我特别感谢“瑞格纳瑞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哈里·克罗克尔三世(Harry Crocker III),正是他提议我出版此书。最后,我总是要感谢我的妻子希瑟(Heather),对她的感谢我难以言表。
  历史课本喜欢让可恶的美国商人出丑,说他们“剥削”工人、占公众的便宜、操纵那么大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被描绘成了乐善好施、自我牺牲的正义十字军;要是没有他们,美国人将每周工作80小时,用高得出格的价钱买粗制滥造的货物。每个学生在离开中学(或者大学,就事论事嘛)的时候,就是这么相信的。这也难怪,学校教的就是这种东西,一天到晚,长年累月。
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中学老师和课本作者迫不及待地要为美国历史画这么一幅画,却为何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那本篇幅不长的书《反资本主义心态》中,提出了许多可能的原因。但是,无论那话被重复多少遍,无论有多少在其他场合还算明智的人曾经为之倾倒,这种小小的道德把戏与现实之间可是彻头彻尾的不相符。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美国商人浪漫化,他们也有道德上的弱点。大企业时不时地陷入与政府的暧昧关系之中,政府是要帮助它们占公众的便宜呢。如此勾当,当然可悲,但是,这样的勾当只能证明这么一个论点:只是在接受了政府帮助的时候——采取的形式是补贴啊,对潜在竞争对手的限制啊,如此等等——企业才能在任何有意义的说法上“剥削”公众。伯顿·弗尔萨姆(Burton Folsom)教授研究了一些美国企业巨头,在两种企业家之间做了区别,原因正在于此。一种,他称之为“市场企业家”,他们积累起了财富,是因为他们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的货物好,价格又比竞争者的便宜。另一种,他称之为“政治企业家”,他们之所以捞到了钱财,多亏政府给的各种各样的特权。
政府在铁路建设中如何鼓励浪费与腐败
  19世纪后半期跨陆铁路的铺设,典型是得到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注入的大量资助。这种资助采取了两种形式:贷款与土地许可。铁路公司把土地卖给住户来换现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为自己的买卖创造了一个市场。那些住在铁路边上的人,靠着铁路的成功而得到了生计,这通常是因为他们需要铁路运他们的货。
  1862年的《太平洋铁路法案》,号召由“联邦太平洋公司”与“中央太平洋公司”来铺路轨。前者往西从奥马哈开始铺,后者朝东由萨克拉曼多开始铺。两边将最终接到一块儿。
这项工程的问题超乎寻常的多。政府补贴成了病态的刺激,这都由弗尔萨姆教授一笔一笔记录在案。由于两家公司得到的土地和贷款,和它们铺的铁路的长短成比例,在管理上就有了一个动机:快快铺路,尽可能多地收联邦资助。至于铺路质量,以及在假设没有政府施舍的情况下将会采取的最短路线,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那么多的重视。恰恰相反,曲里拐弯的路线意味着铺的路轨越长,得到的联邦资助也就越多。不仅如此,因为在山地铺路得到的低息贷款为数更多,这两家铁路公司就有更大的动力在不怎么适合铺路的地方铺路。要是它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就不会这么办了。
  1869年,两边的路轨在犹他州碰头了,更严重的问题开始了。看到补贴结束的日子屈指可数,于是两边的铁路线互相平行着铺,而不是接到一起,两条路线都根据平行铺的路轨来申请补贴。更糟糕的是,主要是爱尔兰人的联邦太平洋公司的工人,与主要是中国人的中央太平洋公司的工人,打起来了,结果有人受伤,甚至死亡。竣工典礼在1869年5月10日举行,其时两边的铁路线终于接起来了,政府资助所漫不经心地怂恿起来的那种经常性的豆腐渣过程,被喜庆的气氛所掩盖。直到七年之后,必得进行的修理以及返工才告结束。回顾建路过程,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工程师格伦维尔·道奇(Grenville Dodge)评论道:“我从没见过修建铁路中有如此多的浪费。我们自己的建设部一直是缺乏效率的。”
  若无政府免费赠品,有人发达了吗?
  许多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若无政府的慷慨,跨陆铁路永远建不起来。但这不是真的。单说一件事,英国全部的铁路系统都是用私人资金建造的。再说一件,大北方铁路公司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卓越的例子,一个商人,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发达了:他就是铁路巨头詹姆斯·J. 希尔(James )。
  希尔是大北方铁路公司的一位企业天才。大北方铁路公司从圣保罗延伸到西雅图——同样的市场,在装备了联邦政府资助的亨利·维拉德手里,却跟着他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一块儿败了。希尔,背景相当低微,最终却联络了一群朋友,把这家破产的公司买了下来。
  希尔发了。在1893年的经济低迷时期,大多数跨陆铁路公司都破产了,希尔降低价格,却利润颇丰。他继而造轮船,把美国货运到亚洲市场。开始的时候大获成功,直到由于1906年的《赫伯恩法案》,陷入愚蠢与毁灭之中——《赫伯恩法案》规范铁路价格,让州际商业委员会耀武扬威。
  “公平”如何绊住了美国农场主
  美国课本对《赫伯恩法案》同声唱赞歌;偶有批评,也行之不远。别的不说,这个法案强制执行了一个老要求:对所有的发货人要价相同。这没问题,对吧?“仅仅是公平而已嘛!”你的中学老师会说。
好吧,至少有一个问题。为像棉花和小麦这样的美国产品打开中国和日本市场,希尔为货运提供折扣,意在通过大北方铁路公司运送出口亚洲的货物。按照《赫伯恩法案》的要求,希尔必须为所有的发货人提供这样的折扣,或者全部不提供。由于在经济上为每个人提供折扣是不可能的,他被迫全部停止提供折扣。结果,在那个法案之后,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因此,打着帮助普通人的旗号,规范铁路运费,严重阻碍了美国农产品在亚洲的销售——这可不是帮助美国农场主的妙方。在历史课文想讲讲政府官员老爷们的智慧的时候,可别忘了讲讲这种装模作样。
  “掠夺性价格”的神话
  据说,大企业盘剥消费者以自肥的路数之一,是“掠夺性价格”。照这种操作,大公司可凭其经济实力,以超出寻常的低价提供货物,以此消除竞争。在它们把竞争对手逐出市场的过程中,它们承担得起所受的损失。等到竞争扫清了,它们重新提高价格,如此可以捞到垄断收益。
  你的中学老师不曾提到的是,有大量文献揭穿了所谓掠夺性价格的问题纯属子虚乌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尔(George Stigler)甚至有些过分地宣告:“如今,在专业论文中读到这样的论点,会是令人尴尬的。”掠夺性价格模型的问题之一,是似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反垄断学者多米尼克·阿门塔诺(Dominick Armentano)检阅了20世纪大宗最重要的反垄断案件,也发现不了一个例子。大商店提供低价格,这样的例子从来不缺。但是,等它们把市场据为己有重新抬高价格的时候,据说有大把利润可得,似乎是聊斋故事。(对“掠夺性价格”进行经济学反驳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后附书目中雷斯曼和阿门塔诺的著作。)
  如托马斯·迪洛伦佐(Thomas Dilorenzo)已经表明的那样,这种神话自从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案》的通过之后就存在了。这个法案的通过,是为了阻止“反竞争实践”,也为保护消费者不受“掠夺性”公司和策略的伤害。在《国际法律与经济学评论》和《经济学》中,迪洛伦佐表明:在19世纪后半期最频繁地受到指控拥有“垄断”地位的工业——他调查了其中的17家——其做派不像是垄断。一个垄断公司,照标准定义而言,通过限制产量和抬高价格来牟取经济利益。但是,据说有“垄断”问题的工业,既不曾限制产量,也不曾抬高价格。比方说,在19世纪80年代,“垄断”工业的产量的增长比一般的经济组织快七倍。这些工业中的价格一般是在下降——甚至比整体的经济结构中7%的降价率还降得更快。
  “掠夺性价格”的结果
  1880—1890年的产品价格
  铁↓58%
  锌↓20%
  糖↓22%
  尽管约翰·D.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甚至在今天有的时候也仍然遭到指控,说它实行掠夺性价格。在约翰·W. 麦克吉(John W. McGee)1958年在《法学与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他那篇经典论文之后,诚实的学者就不再进行这种指控了。麦克吉表明,洛克菲勒取得了他那样的地位,是通过他的竞争者自愿进入的合并和出卖而达到的,靠的并不是掠夺性价格。有人说,这些对手受到了恫吓,被迫接受了洛克菲勒提供的可怜价码。恰恰相反,标准石油公司惯常的做法是雇佣那些被归并公司的经理或者所有者,甚至让他们成为持股人。如果这些经理和所有者果真受到了苛待,他们就成不了受欢迎的雇员。麦克吉写道:“变成了受害者的前对手,可想而知会成为低劣的雇员、离心离德的人,要么就是并不情愿的持股人。”
  麦克吉还提供了一些人的例子,他们先是建造了炼油厂,后来卖给了标准石油公司,日子过得挺好。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的公司主动找到洛克菲勒门上,要求被收购。知道洛克菲勒的成本比他们的低,他们就选择被归并,而不选择彻底被逐出市场。(如另外一位学者解释的那样:“批评家们也指责洛克菲勒不公平竞争,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东西;但是他不曾以低于他的成本的价格卖东西,他仅仅是以低于大多数竞争者的成本的价格卖东西。”)
  标准石油公司,在初中和高中课本中常常遭到批判和谴责,其实却是美国才智与效率的一个卓越榜样,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巨大的好处。19世纪50年代,农场主们发现原油从他们的地里汩汩而出,那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可厌之物。但是,耶鲁大学的化学家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在1855年发现这东西能炼成煤油,与当时普遍用来照明的鲸脂相比,煤油又好,也应该比较便宜。唯一的问题是能否收集到足够多的原油,如此才能上市。西利曼在1859年钻井采油,他止住了怀疑之声,这种无用之物突然之间身价百倍。
  “可恶的”洛克菲勒
  约翰·D. 洛克菲勒先是在商店里往架子上摆货,然后成了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店伙计。1859年,其时他年方二十,石油已经在宾夕法尼亚的西北发现了,那地方离克利夫兰不远。洛克菲勒对石油带来的可能性着了迷,跃跃欲试要弄到一两口油井。他坚信炼油这个买卖机会巨大。1862年,他出钱成了克利夫兰一家炼油厂的合伙人。
  洛克菲勒怎么就比大政府的任何计划为普通美国人做得更多
  洛克菲勒着手改善生产,杜绝浪费。这为他、为消费者都带来了回报:他想办法降低了煤油价格,在他开始卖煤油的时候,是每加仑一美元,到19世纪80年代,每加仑才区区十美分。石油炼过之后剩下的废料着实恼人,可他最终从废料中生产出了300种产品。多亏洛克菲勒的效率和低价,如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才支付得起把家照得通明的费用,而以前他们得为了省灯油钱早早上床。
  在标准石油公司雄霸市场的那一阶段,油价在下降。当俄国人在1882年撞上了世界储油最丰富的几片地方的时候,他们拉着架势要让美国油的生产威风扫地。为了竞争,洛克菲勒不得不进一步降低成本。他也真降了。
  但是,尽管洛克菲勒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如今能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它们自己的产品)提供了巨大服务,在西奥多·罗斯福当总统的时候,联邦政府却着手解散标准石油公司。但是,联邦政府在1911年解散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由于正常的竞争而降到了25%。就连新左派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卡尔寇(Gabriel Kolko)也从1899年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标准石油公司已经“进入了在其控制的石油工业中的持续下滑阶段,这是一种加速的下滑,但肯定不是由于对它的解散造成的”。因此,即使是标准石油公司也必须不断革新、保持生气,否则就要失去市场份额。
  安德鲁·卡内基与美国的生活水平
  接着来了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他家本来在苏格兰西北岸外的外赫布里底群岛上,1848年迁到美国。12岁那年,卡内基开始在纺织厂工作。他年轻时干过很多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成年人,他也开始投资许多买卖和项目。他最终相信钢铁工业潜力巨大,而在1870年,钢铁工业还在襁褓之中。
卡内基在1875年开了他的第一家钢铁厂。他是一位组织天才,设计了激励机制,以确保他的几个部门都能本着良心为公司工作。那些做法,MBA学生如今仍然能在课本里读到。和洛克菲勒相似,卡内基是个效率大师。在匹兹堡他的“家园钢铁厂”里,用4,000人,他的年产量就相当于拥有15,000人的欧洲最现代化、最有名的克鲁伯钢铁厂的年产量。
  19世纪最后25年钢铁价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内基的努力,这是对普通美国人的又一大好处。钢铁对现代生活绝对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大幅度削减其生产成本,乃一大恩惠。任何涉及钢铁的产品与生产过程,现在成本都少了;这些降下来的成本,反过来传到了消费者那里。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两个人都是博爱之士,他们捐出了将近10亿美元,建立了种类繁多的慈善、教育与文化基金。他们都批判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这种思想。
  赫伯特·道:被遗忘的美国英雄
  尽管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掠夺性价格”的神话却很难断气。一个有用的反例,来自大化学制品制造商赫伯特·道(Herbert Dow)的经历,其表明试图用这种操作来称霸一个行业,有多么危险和愚蠢。
  道是一位超聪明的化学家,他想找一种便宜的办法从浓盐水里提取溴。(溴的用处包括镇静作用和照相底片。)他最后找到了,在几次失败的开端之后,建立了“道化学公司”。打入这个行业,远非易事。尽所周知,道每天工作18小时,甚至睡在工厂里。
  但是,就在这里,“掠夺性价格”进入了画面。道急于为美国人提供溴,也同样急于扩展到欧洲市场。但是,在欧洲,他得和雄霸欧洲化学市场的一家德国联合企业较劲。这家德国公司早就放出话来,试图在欧洲以低于德国的价钱卖货的任何美国公司,必遭毁灭。德国联合企业发誓向美国市场倾销便宜化学品,让倒霉的暴发户买卖倒闭。道对这种威胁不予理睬,他开始以每磅36美分的价格在英格兰销售溴,跟德国联合企业的49美分的价格作对。
  1904年,道接受了德国联合企业的一位怒气冲冲的代表的访问,这位代表提醒他撤出欧洲。道拒绝恫吓,没把这人的威胁放在眼里。当道继续在欧洲销售溴的时候,德国联合企业开始把威胁变为行动,以每磅15美分这种闻所未闻的价格,大量向美国市场倾销溴。道采取了魔鬼般的聪明一招,指示他在纽约的购买代理,买下了好几十万磅德国财团的便宜溴。道转了一个圈,以每磅27美分的价格把它卖到了欧洲市场——德国财团拼不了这个价格,因为它必得在欧洲市场上盈利,才能忍受在美国市场上的亏损。
  道笑到了最后。1908年,德国联合企业亏得筋疲力尽——有个时候,甚至把价格降到不可思议的美分——最后受不了了。他们和道做了个交易:如果道停止在德国销售溴,他们就停止在美国销售——世界其余的地方留出来做自由竞争。道迎接了德国联合企业的挑战,证明了“掠夺性价格”的徒劳无益,并且把溴的价格永远降下来了。
  反垄断的白痴行为:反垄断法应该撤销吗?
  到了20世纪中叶,反垄断法的荒唐与武断性质,至少对一小部分公众来说,已经一目了然了。说到一般意义上的规范举措,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洛厄尔·梅森(Lowell Mason)宣称:“在一种荒谬而疯狂的法律体制下,其中的许多法律弱智、不可行、不公平,美国企业沮丧、流血,甚至挨揍。有这么一大堆翻滚扭动的法律管着州际商业活动,那么如果政府想随心所欲地整治谁,确实能够找到说辞。我得说这个体制令人憎恶。”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特·H. 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在兼任司法部反垄断小组组长的时候,评论道:“要让一个律师判断法院会宣布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是合法的,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守法的商人,那些试图执法的政府官员,是无所适从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span)在40年前,就以明确无误的措辞谴责反垄断立法:
  在一个自由经济体制中,要控制一个庞大的行业市场的50%以上,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本领。那需要不同寻常的生产能力、绝无差错的商业判断、对产品和技术残酷无情的持续改善。凤毛麟角的公司,能够年复一年、十年如一日地保有其市场份额,靠的是生产效率——这该表扬,不该谴责。
  把《谢尔曼法案》看作19世纪的恐惧与经济无知的不自主的防卫行为,尚可理解。可是,在如今的商业知识背景中,它就是彻头彻尾的胡闹。……这个国家中反垄断法规的整个结构,是经济非理性与无知的大杂烩。
  然而,对反垄断的盲目崇拜仍然我行我素。它整垮了“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它阻止这个公司合并国内航线,并以它从事国际航班为理由,把所谓地方交通从它那里夺走。“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生了13年的闷气,因为它拥有65%的市场;到政府终于放弃这个案子的时候,该公司已经遭到了它的竞争者的蚕食。1937年初,“通用汽车公司”出于对反垄断指控的恐惧,制定的公司20年政策其实是取得不超过45%的汽车市场。有专家说,这种作茧自缚,部分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个世纪的下半叶,美国人把那么多的市场丢给了德国人和日本人。
  枪打出头鸟:美国铝公司案
  记录反垄断立法对经济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企业遭受指控的那些荒唐的理由的书汗牛充栋。迄今为止,用来援引反垄断立法来整治私人公司的最荒诞不经的理由,出现在指控ALCOA即“美国铝公司”(1945)的案子中。如今,从粗疏的意义上说,美国铝公司确实是一家垄断企业——它是原铝的唯一的供应者。但是,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个理由就去指控它究竟从铝中想得到的是什么,因为高得出奇的利润会引来竞争者,如此一来,利润就压下去了。(与反垄断暗示的似乎相反,局外的观察家有的是用荒唐的办法来决定某个行业中应该存在几家公司。)法官勒恩德·汉德(Learned Hand)在他反对美国铝公司的决定中宣称:
  该公司总是能预见到铝锭的需求量的增加,并准备着照数提供,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在别人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强迫它一直成倍、再成倍地增加生产能力。它坚称自己从来也没有排挤竞争者;但是,我们想也想得出来,不断地抓住它开发的每个新机会,并且以早已被协调进一个庞大组织中的那种新的生产力来面对每个后来者,具有经验上的优势、商业网络以及杰出的人才,有什么排挤手段比这一切更有效呢?
  美国铝公司的邪恶之处,照这个怪异的决定的说法,原来是它以精湛的技术和懂行的业务来提供产品!艾伦·格林斯潘曾经评论说,指控美国铝公司的这个案子,揭示了反垄断立法真正的破坏性。无论这样的立法破坏了多少财富和效率,反垄断法最恶劣的方面,是导致了“对我们社会中能生产、讲效率的那些成员的谴责,因为他们能生产、讲效率”。
  正如批评家们说的那样,反垄断活动的点点滴滴都是无理性的。怪不得:反垄断一直就是那些没怎么有竞争力的公司恳求政府惩罚它们在市场上难与竞争的对手的一件主要法宝。典型的教科书老生常谈地谴责大公司可怕的“贪婪”,但是,在这里,贪婪的却是这样一些公司:它们希望政府惩罚和捣毁那些为人民提供能担负得起的货物的有效率的公司,如此一来,那些怨天尤人的公司才得活命,并且出的价钱更高。我们指望政府这个古往今来真正是最垄断的机构来保护我们免受“垄断”之害,这个主意终究总有某种讽刺意味在其中。
  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些事件,或许是这个世界所见证的最可怕、最野蛮的事情,如此之复杂,如此之诡谲,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哪个国家得为战争的发动担负最大的责任。1915年的大玩家如下:
  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 轴心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
  战争一起,美国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就开始挑战各同盟国的战时宣传,这些宣传把战争的罪责稳稳妥妥地安在德国头上。哈利·艾尔墨·巴恩斯(Hany Elmer Barnes,1889—1968)走得如此之远,他争辩说,在各大参战国中,就发动战争一事而言,其实最不该受指责的就是德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由于有了历史学家弗里兹·费歇尔(Fritz Fischer)的著作,钟摆摆回德国有罪那方面。并非每一位学者都信服费歇尔,到了20世纪早期,历史学家耐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战争之憾》一书中论证说,该受指责的最大份额归于英国。
  无论真相若何,却没有任何人对1914年的美国有异议。美国利益不成问题,美国安全不受一丝威胁。随着战争的进展并恶化成毫无希望的一堆烂泥,美国人相信自己有福,他们的子孙免于掺和欧洲人那种荒谬的命运。那些欧洲人,在战斗中成千上万地送命,却只往前移动了数步之遥。伤兵之惨,难以言表。正是这场战争,比方说,把“篓子病例”(basket case)引进到了我们的词汇中来,那意思是四肢全截的人。没有哪个脑子正常的美国人,急火火地要把自己的国家卷入这么一场屠宰之中。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他个人而言,力劝美国人在思想、言辞和行为上保持中立。然而,这位总统在骨子里却是个亲英派。威尔逊曾经在私下里说:“英格兰正在为我们打仗,或许你能理解,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中,我不会在她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在她为自己的生命和全世界的生命而战的时候,我不会采取任何让她为难的行动。”
  德国侵害了比利时的中立状态,这涉及的是取道比利时进兵法国。对同盟国而言,此举是残暴无道、军国主义横行的象征,是需要从地球表面扫除独裁政治的信号。其实,比利时根本就不中立;比利时和法国、英国有协议,它与德国的边界满布要塞(与法国的边界就不这样,一个要塞也没有)。德国已经向比利时提出了要求,正如它也向卢森堡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两个国家都毫无抵触地接受了。德国人要求的是它们为德国军队提供安全通道,并且同意补偿对比利时造成的任何破坏,以及沿路所消耗的给养。
  战时宣传?不能够!
  同盟国政府在美国赢得了一场公关的重大胜利。它们的宣传极力散布德国士兵屠杀比利时平民一说。孩子们被砍掉了双手,婴儿在刺刀上抛来抛去,修女遭强暴,尸体被亵渎——这仅仅是从被战争蹂躏的欧洲传过来的可怕故事的一部分。然而,要是美国人在场,断不答应这样的故事。跟随德国军队的美国记者坚称:他们不曾见到任何事情,能为这种辗转传到美国的骇人故事提供佐证。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一位因为在1925年斯科普斯案(涉及在田纳西的中学讲授进化论)中的辩护而名声大噪的律师,出1000美元(大致相当于2004年的17,000美元)给任何能让他看到一个被德国士兵砍掉双手的孩子的人。没有人为此得到这笔钱。(战后才真相大白:屠杀一说大致是捏造出来的,但是那些谎言已经造成了破坏。)
  尽管美国人仍然赞成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但是许多人听信了同盟国的宣传,说德国是魔鬼的化身,为保全文明起见,活该将其碾成齑粉。
  让平民挨饿是犯法的
  与此同时,英国却真正卷入了一场自己的屠杀之中:试图通过海上封锁置德国于饥荒之中。英国对德国的饥饿封锁,违背了被广泛承认的国际法准则——这些准则存在于19、20世纪若干个国际公约中。
  在所谓近距离封锁期间,一个交战方通过在自家周围3英里的范围里部署兵船,以阻止与敌国港口之间的运输,这被认为是合法的。英国从事的远距离封锁是不合法的。在远距离封锁期间,一方干脆宣布整个海面都是禁止进入的区域。如此一来,英国在北海满布水雷,因此,即便中立船的航行也是冒险。在某个敌对力量有权搜查给敌国运货的船只的时候,英国水雷不分青红皂白地毁灭一切,谁碰上水雷谁倒霉。“通过在国际水域布雷,”史学家约翰·库干(John Coogan)解释说,“英国故意用一种新规则代替交战方在北海的访问权和搜查权:炸而沉之。”
  不仅如此,意在供平民之用的食品,任何人都不认为是违禁品——英国是个例外。但是,鉴于对英国行为的国际反应比较温和,英国政府得出了结论:“中立国似乎满足于理论上的抗议。”本着这种精神,德国指望他们的潜艇政策也能被同样接受——但是,起码在威尔逊总统这里,德国人是自找不自在。
  德国人反击了
  1915年2月4日,德国政府宣布:它将对英国的非法封锁采取报复措施: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周围的水域,包括英吉利海峡的全部,由此被宣布为战争区域。从2月18日以后,在此战争区域被发现的任何敌国商船将被击毁,船员与乘客不能如以往那样免于这种危险。
  在此战争区域之内的中立国船只亦将处在这种危险之中,因为,鉴于英国政府在1月31日命令滥用中立国旗帜,也因为海战趋向于造成不可预见之事件,因此攻击被误认作敌船的中立国船只乃不可能避免之事。
  这里提到了“滥用中立国旗帜”,令人想起英国时不时地用中立国旗帜装饰其船的做法,以此庇护免于遭到攻击。1915年初,丘吉尔就怂恿这种谋略,还鼓励水手穿老百姓的衣服来引诱德国潜艇浮出水面——好让他们摧毁。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战时一般总有危险,连在战争区域航行的中立国船只也难保平安,因此,英国以及以牙还牙的德国,都由于侵犯中立国权力而有罪。
  威尔逊对德国潜艇战的反应
  伍德罗·威尔逊拒绝承认在德国威胁使用潜艇战与英国对德国实行饥饿封锁这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的同情心总在英国那边。英国违反国际法,有人轻轻拍一下他的手背就算完事。美国政府太亲英了,有那么一次,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向英国官员念了美国的急件,然后坐下去帮助英国人草拟对自家政府的答复!另一方面,德国在公海上的不法行为,立刻得到了华盛顿的谴责。德国潜艇战政策一宣布,威尔逊的答复是:德国政府必须严格负责美国船只或生命在公海上的损失。
  1915年3月29日,德国潜艇战的实际情况就特别清楚了,其时英国轮船“法拉巴号”被德国人击沉。照英国宣传的说法,德国潜艇的艇长不予警告即行开火,杀死了大约110人,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后来才发现,德国艇长曾经对“法拉巴号”警告了三次,而且是在海平线上出现了一艘英国战舰之后才开火的。“法拉巴号”也载着大约13吨军火,这有助于解释这场灾难为什么那么严重。然而,威尔逊给德国政府发了照会,把他的美国政策讲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乘坐飘着交战国国旗的船只的美国公民。
  威尔逊的双重标准
  威尔逊对待英国和德国的双重标准,在把美国卷入战争一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贝瑟特·摩尔(John Bassett Moore),一位杰出的国际法教授,在战后担任国际法庭的法官,他论证说:“为美国陷入这场战争负责的最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声言有权保护交战国船只,只要美国人觉得那船适于旅行即可,以及把武装商船看作和平船只。这两个想当然都于理相悖,而且在此前它也不曾宣布中立。”另两位学者也论证说:“威尔逊总统固执地拒绝正视英国的不规矩与德国的潜艇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许是美国介入战争的症结所在。”威尔逊的立场“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是中立国的义务”。
  事情足够清楚了:把美国拖进战争,是英国的重要目标。按照丘吉尔的说法:“把中立国船只吸引到我们的岸边,是最重要的,这就有望让美国和德国胡搅蛮缠。……如果有些船出事了,善莫大焉。”丘吉尔后来写道,他在战时采取的策略意在把海面战斗弄得对德国人越来越危险。“沉在水下的潜艇,”他解释说,“必得越来越依靠在水下攻击,因此把中立国船只误认作英国船只的风险就更大,把中立国的水手淹死的风险就更大,由此就让德国和其他列强互相撕咬去吧。”由于所有其他列强当时都已经参战了,丘吉尔所说的列强也就只能是美国。
  “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
  尽管美国没有被立刻卷进战争,1915年5月“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从美国参战之前的美国观点来看,算是属于最有戏剧性的事件。这艘英国游船,或许是世界上名气最大的一艘。德国政府在各大报纸上刊登警告,不要订“露西塔尼亚号”的船票。在这船起航的那个早晨,约翰·冯·伯恩斯多夫伯爵(Count Johann von Bernstorff)签署了一条警报:英国船只“必定被击毁”,劝告在战争区域航行的旅行者,“乘坐大不列颠及其同盟国船只旅行的,属于自愿冒险”。
  旅客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警告当成了耳旁风。在他们看来,一艘跑得像“露西塔尼亚号”这么快的船会撞上什么危险,实属不可思议。有些人也就潜在的风险咨询他人,得到的回答是:放心好了,通过战争区域,有海军护航。把他们的生命交在皇家海军安全的大手中,这艘船的旅客们信心十足地踏上了旅程。
尽管潜艇攻击难得被皇家海军或者康纳德船运公司(“露西塔尼亚号”所属)考虑到,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就算是这船果真遭到了打击,那也有充足的时间解救人员。它毕竟是一艘好大的船。“泰坦尼克号”在遭受重创之后,还漂了两个半小时呢。但是,击中“露西塔尼亚号”的鱼雷造成的破坏却出人意料,直到今日那仍然是个谜:她沉得为什么那么快,尽管有人说那是因为船上有军火。
  第一枚鱼雷射出去之后,德国潜艇艇长沃尔特·舒维格(Walter Schwieger)不急于发射第二枚。可以肯定,他不相信区区一枚鱼雷就能毁了这船,他可能是要等着船上的人撤离之后再开火。但是,从潜望镜里,他看得清楚,被击之后才15分钟,这船就出了大麻烦。“好像这船只漂了一小会儿”他说,他不忍再看这景象,他把眼睛从潜望镜上移开,“我不能再朝这东西发射第二枚鱼雷,生灵们在企图自救。”
船上1959名乘客中的大约1195名葬身鱼腹,其中包括159名美国人中的124名。为德国人对“露西塔尼亚号”的攻击进行粉饰大可不必,但是,与此同时,极端不计后果的英国政府和康纳德船运公司难辞其咎。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很对:“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康纳德船运公司把通过战争区域的船票卖给大家,它提前得到过警告:只要被看到,它的船只会被一个国家的武力击沉,而这个国家已经展示过它有这个能耐,并且铁定要这样做。”
  美国的反应
  美国反应之强烈,主要是政客和报界的反应,有戏看了。但是,仔细检阅一下报纸的社论,原来很少有真的建议以战争来应对这场惨剧的。威尔逊本人选择避免战争,但是他想草拟一份疾言厉色的照会给柏林,警告德国人潜艇战的如此严重后果不可继续下去。
  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担心措辞如此严厉的照会的潜在后果。试图在双方之间一碗水端平这件事上,在威尔逊政府中,布莱恩其实形单影只。布莱恩提醒威尔逊,调查的结果发现,那艘轮班上有5000箱军火。他也提到了一项德国接受,英国拒绝的协议:德国将以停止潜艇战来换取英国取消饥饿封锁。他针锋相对地点到了威尔逊的双重标准:“如果没有人反对饿死一个国家,那么为什么对淹死几个人却大惊小怪呢?”
  但这没有用。5月下旬,威尔逊给柏林发了第二份照会。威尔逊的前一份照会讲的是美国人在“非武装”商船上的旅行权,现在威尔逊把“非武装”改成了“不抵抗”。现在,美国人有乘坐交战国的武装船只旅行而免于被攻击的权力。把拉尔夫·雷克(Ralph Raico)教授令人难忘的阐述变换一下措辞,意思是威尔逊相信,在战争期间,每一个美国人有乘坐武装的、交战国的、载有军火的、通过已经被宣布为战争区域的船只旅行的权力。没有其他中立国宣布这样一种理论,更不用说打着这个旗号参战了。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英国公民在战区旅行自担风险。如果一个英国公民由于不计后果而被杀,英国将不介入战争。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在墨西哥内战期间,威尔逊采取的也是这一立场。但是,如今,照布莱恩的判断,威尔逊已经完全不讲道理了。他相信自己身处一个汲汲于战争的政府,布莱恩辞职不干了。
  接替布莱恩的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对在表面上中立的威尔逊采取亲英立场同情得多。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英国的封锁、德国的潜艇战和美国的政策,他坦率得叫人吃惊。在“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之后,他解释说,英国继续“加紧封锁政策,封闭了每一条可能把货物运到德国的通道”。
  针对英国三番五次侵害美国的中立国权力的这些做法,在美国把抗议照会发给英国的时候,英国心知肚明自己没有必要满足美国的要求。“在跟英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兰辛写道,“我心里总是相信,我们有朝一日必会成为大不列颠的同盟,因此,让美英之间的争议激烈到以行动代替外交信函的地步,是不成的。”一旦美国果真成了英国的同盟,“可想而知,我们也会指望采取一些英国已经采取的策略和举措,”以此“通过造成日用品短缺的经济孤立,来挫败德国人的士气”。
  兰辛承认,美国发给英国的全部抗议照会,其实等于零。“一切都沦落为空话。这是有意而为之的。这保管能让争议继续下去,问题却悬而不决。为了让这个国家在进入战争的时候可以随意行动,甚至是非法行动,这一招是必要的。”
  美国官员对威尔逊说:乘坐交战国船只航行于战区,
  这种权力不值得拿命来换
  “露西塔尼亚号”灾难过去几个月了,威尔逊一直对德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其过分的程度,让一些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显赫的美国人大为吃惊。
  华盛顿州的参议员韦斯利·琼斯(Wesley Jones)恳求总统“处事谨慎,戒急用忍,不要逼人太甚,要着眼于家里的99,999,000人民的利益,不必为1,000个不计后果、缺乏考虑、并不爱国的人而忽视大局,是他们自己坚持要在交战国的船上旅行”。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弗里特(Robert La Follette)把威尔逊在墨西哥内战期间的策略智慧与这位总统关于美国人海上旅行到欧洲战区的政策进行比较。就警告美国人旅行到墨西哥属于自担风险这一政策,他说:“是以事关几个人的小小牺牲,来保全国家的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的公民自我约束一下,不要乘坐武装的交战国船只旅行,那需要付出的牺牲要少得多。”
  “苏塞克斯号承诺”
  “露西塔尼亚号”灾难之后,德国政府已经在私下里决定,放弃向客轮开火的做法。但是,1916年3月,一艘德国潜艇抗命行事,不予警告,即向法国轮船“苏塞克斯号”开火,杀了大约80人。船上25个美国人中有4人受伤。这艘船没有客轮的那种常用的标志,它漆成黑色,它的船桥看起来像是军舰的舰桥。德国艇长发现它在英国海军部为客轮指定的航线之外航行,疑心它是一条布雷船,接着就向目标发射了一枚鱼雷。
  德国人犯了个错误,而且肯定会为这一灾难善后。然而,威尔逊抓住这个机会,签署了一份发往德国的最后通牒,要求:除非德国完全放弃潜艇战,美国将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结果就是1916年5月的“苏塞克斯号承诺”,在该文件中,德国对威尔逊做出了重大让步。尽管他们不会完全放弃潜艇战,但是德国人在未做警告之前,在船上人员的生命得以挽救之前,将不击沉商船,无论该船有否武装,除非当事船只开火或者试图逃逸。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因为实际上德国给了敌国商船首先开火的机会。
  然而,这个让步是有条件的。德国政府指望威尔逊对英国施加压力,让他们放弃饥饿封锁,允许食品运送到德国。如果美国政府从英国那里得不到这一让步,德国政府就完全有采取行动的自由。
  不叫人吃惊的是,威尔逊接受了承诺,拒绝了条件。因为美国的中立权是绝对的,是不可剥夺的;管它另一交战国如何胡作非为,美国也仍然享受这样的权力。因此,威尔逊觉得可以随意继续他的政策,他仍然坚称这一政策是“中立的”,即逼迫一个交战国严格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负责,接下来对另一交战国的行为不闻不问。
  强人所难
  越来越多的英国商船配备武装,并且准备对德国潜艇采取进攻行动,这个事实让美国处境尴尬。早先,英国的船长们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警告:如果他们悄悄让自己的船向德国投降,他们要受到起诉。潜水艇脆弱得令人羞臊,但凡可能就开火,否则即遭毁灭。由于丘吉尔有言在先:遭到英国攻击的德国潜艇上的生存者,将以重罪犯论处,不以战俘论处,因此德国潜艇艇长们心知肚明:如果他们在遭到袭击之后还能活着,那也要面临死刑。
  连国务卿兰辛也看得出事态的荒谬。英国商船有了武装,有能力摧毁潜艇,这一事实使人“难以要求潜艇发出警告,并且把自己暴露于有些英国商船装载的重炮之下”。传统的“巡洋舰规则”(如今却应用于潜艇),要求它向被看到的非武装船只发出公平的警告。潜艇倒是可以要求船只服从搜查;如果这条船原来是敌国的商船,那么船上的人即被扣为人质,船连同货物,或被没收,或被击沉。
  但是,国际法认定武装的船只并非和平船只,而是可以被摧毁的战船。坚持要求德国潜艇在攻击武装的商船之前发出警告,这连兰辛都觉得可笑,因为潜艇发出警告,不过是给了商船把自己击沉的机会。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英国宣称他们的船的武装只为“自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涉及的任何武器其威力足以毁坏潜艇。兰辛,以及威尔逊,希望坚持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在战争区域旅行的权力,但是,他相信,如果商船不带武装,那么美国在打官司的时候就更占上风。他相信,传统的巡洋舰规则“很难公平地要求于潜艇,因为遵守这样的规则将迫使潜艇自我暴露于几乎肯定是灭顶的毁灭之中”。
  然而,到1916年早期,其时已经清楚了:英国才不会同意解除其商船的武装,兰辛和威尔逊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这个问题不曾被提出来似的,继续记录道:英国可以合法地以“防御性武器”武装他们的商船,即便这种武器的威力足以毁灭潜艇。在2月15日的一份官方声明中,兰辛坚称:这样的船只必须被视为和平船只,有权在潜艇开火之前得到它的警告。
  国会议员: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自担风险
  威尔逊:门儿也没有——他们有这个权力!
  两天之后,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杰夫·麦克雷默(Jeff Mclemore),与参议员托马斯·P. 戈尔(Thomas P. Gore),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无约束力的决议案,呼吁总统警告美国人不乘坐武装船只旅行,“如果美国人坚持乘坐武装的交战国船只旅行……他们自担风险”。这是个明智而非常受欢迎的立场;议长说此案会以二比一的得票优势通过。但是,四天之后,当三个有影响力的民主党立法者在白宫会见威尔逊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总统敦促他们不为此案投票。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对威尔逊说:“总统先生,在国内政策上我一直对您亦步亦趋,但是——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将不顺从您与德国开战。”麦克雷默的决议案毕竟得到了以投票表决的机会,但是威尔逊使用所有手边的影响——以及威胁——挫败了它。
  德国当局很难知道如何应付美国的立场。德国皇帝本人在威尔逊的另一份照会的页边上潦草地写了沮丧不堪的答复(这份照会是1916年4月下旬发的)。威尔逊诉诸“人道”的利益,这与德国潜艇的利益势不两立。“人道”这两个字眼儿,德国皇帝说,在威尔逊看来,意思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是真心或者假意的美国公民乘坐敌对的和武装的商船在战争区域随便乱转的权力”。另一方面,英国的饥饿封锁政策,“在威尔逊眼里,却绝对的并非'不人道’,而且相当正当”。
  德国推了最后一把
  到1917年1月,德国的情况越来越艰难,饥饿封锁让平民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德国军方设法游说民间领袖人物相信,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是必要的,即使这意味着与美国开战。他们相信,德国能够击沉足够多的敌船,等到美国把远征军派到欧洲的时候,德国已经胜券在握了。
  并不出人意料,敢于冒险到战争区域的美国船只越来越少了,他们不想被德国潜艇击沉。如今,有那么些历史学家,热衷于帮助威尔逊回忆,却回忆得不正确,他们试图声称这位总统热爱和平,不遗余力地试图阻止美国卷入战争,这就很难解释威尔逊下一步的举措了。这位总统,打破了美国此前的全部传统,号召为商船配备美国海军的大炮和海军士兵,指示他们:凡是遇到冒头的德国潜艇,即行开火。得了这样的指示,美国商船一头驶往了战争区域。到4月威尔逊在国会上请求宣战的时候,有四艘美国船只被击沉。
  为什么威尔逊赞成战争?
  2月,威尔逊在白宫接待作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一群和平活动家。他的客人对他的参战原理听了一耳朵,总统解释说:“作为一个参战国的领导人,在和平会议的台面上,美国总统会有一个座位,但是……如果他仍然是一个中立国的代表,他最多只能'隔着门缝喊’。”
  听了人劝,说是欧洲列强,如果让它们自行处置,将会弄出一个报复性的、不管用的和平协议,威尔逊相信,一个帝国主义性质的美国将能对欧洲和世界未来的和平做出极大的贡献。(当然,欧洲在1814—1815年鼓捣的维也纳会议,没有美国的任何帮助,弄出了一个和平方案,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就为在和平会议上弄到个席位,威尔逊就相信他必得成为一个参战国的领袖。
  威尔逊走向战争
  在呼吁战争的演讲中,威尔逊争辩说,美国将为伟大的道德原则而战。这场斗争不单为反对德国,而且为反对全部的专制政治。威尔逊相信,民主政体天生地没有别的政体那么好战;照这位总统的描绘,在别的政体中,事关对外政策的那些重大问题,是由一群高居于公众意见之上的阴谋小集团决定的。
威尔逊也说潜艇战是“与全人类作对的战争”,按照历史学家托马斯·弗莱明(Thomas Fleming)的说法,这一说法没有得到美国在后来战争中的做法的支持:
  使用潜艇,没有什么道德负担。只有那样——未经警告用鱼雷击沉敌船,潜艇在与水面上的敌人作战时才能得到体面的生存机会。这种突然袭击的策略,为美国海军在二战中所采用。没有人,包括美国的日本和德国敌人,把这种做法叫做反人类的战争。
  威尔逊在他对国会做的战争演说中也允诺:美国人善待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德国民族的人,将证明美国与德国人民没有什么争论,只与德国政府抵牾。这没有用。美籍德国人被揶揄,被妖魔化。交响乐团拒绝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语作曲家的作品;在许多州里,教德语是非法的(在两个州里,当众说德语是非法的);德语书被焚;“不忠诚的”教授被开除;“德国泡菜”更名“自由泡菜”。
  巴黎和会:威尔逊视而不见的灾难
  1918年1月,威尔逊签署了为人所知的“十四点原则”,勾勒了世界秩序的原则,他相信任何和平的居民都得被告知。威尔逊提到“没有胜利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赢家不对战败国要求不公正而夸大的战争赔款。威尔逊的这些原则是秘密外交的终结,有人相信秘密外交对战争的爆发很有贡献;有战败国和战胜国一视同仁地削减军备;有把波兰归还于波兰的不可争议的版图;有自由贸易;有海洋自由;有在所有殖民地申明领土之内的不偏不倚的居住权;有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国际团体,威尔逊相信它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战争。另外一个原则传达给了威尔逊的外交人员,尽管不曾清楚地表达在“十四点原则”中,那就是民族自决原则:每一民族的人民都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
  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之后,威尔逊起身去参加巴黎和会。与他那不妥协的性格相配,他带去的人中,连一个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也没有;代表团中唯一的共和党人,当了一辈子外交官的亨利·怀特(Henry White),和共和党也少有联系。
  发生在巴黎和会上的那些口角,一直是无数刨根问底的研究项目的题目。被抛到一边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威尔逊敝帚自珍的“没有胜利的和平”——更重视公正而非报复,考虑所有公平的建议,无论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很快就被扫到一边了。在四大强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关起门来的谈判中,威尔逊看到的仅仅是报复与漫天要价。
  威尔逊太迷恋国际联盟这一想法,英国和法国的代表明白,要劝说这位美国总统放弃“十四点原则”的无论哪一点,所要做的就是威胁不加入他所钟爱的国联。就他个人而言,威尔逊自己相信,只有弄成了他的国联,这个机构就能修正和约中任何可被反对的方面。在威尔逊看来,最终有分量的事情就是国联。
  无知,出尔反尔,荒谬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实践中导致了麻烦。意在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如今已经寿终正寝的奥匈帝国中的那些)找到自己的国家,当在实际中实行的时候,仅仅是变本加厉地制造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比方说,在这个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中,有300万德国人——在有人把这个告诉他的时候,这个事实让倒霉的威尔逊吓了一跳。这个少数人群,国际联盟在几年之后得出结论说,他们遭受了歧视。这一点被德国后来的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利用,他援引的就是民族自决原则,证明依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具有自决权,那里大多数人是德国人。
  其实,就他力行民族自决原则的劲头来说,威尔逊在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远不是前后一贯的。欧洲的那些说德语的地区,不仅塞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也塞给了波兰、意大利和法国;德国甚至丢了港口城市但泽,那里95%的人是德国人。奥地利在实质上被削减为它的那个说德语的核。尽管有太多的人支持让德国和这个变小了的奥地利结合起来,但是威尔逊明确反对在和约中承认这样的联合。
  和约的另外一些方面激怒了德国人,德国人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在“十四点愿则”基础上投降了。比方说,威尔逊号召全面裁军,但是和约只要求德国裁军,德国将不准有空军、坦克、潜艇(当然),并且把军队限制在100万人(这把德国弄得和立陶宛一个级别)。指望德国支付的赔款,并没有在和约中说清楚,究竟要赔多少悬而未决,直到几年后成立了一个特别赔款委员会,终于弄出了个精确的数字。但是,根据德国人听到的消息,他们相信,这笔账要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还得清。
  战争罪条款叮得厉害。德国的荣誉感遭受重创。德国的领导人说,那意思是要德国独自承担战争爆发的重责。德国代表团团长,朝臣乌尔里希·冯·布洛克多夫—兰造(Ulrich von Brockdorlf-Rant zau),在这一点上特别强硬,坚称:在他的国家还没有拒绝承认为战争的爆发或者进行战争的方式负全部责任期间,德国不能接受只有她是有罪的。在指出了德国投降后仍然继续了四个月的饥饿封锁之后,他补充说:“自11月11日以来,由于封锁而饿死的几十万非战斗人员,是我们在被敌人征服、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之后,被冷酷无情地故意杀死的。”
  反对者说我们当不了世界警察!
  和约的草稿打完了,威尔逊必须说服美国的参议院批准它。尽管在公开讲话中威尔逊坚称美国人民赞成这个和约,只有议会里的少数故意打岔的人反对,事实却与此大不相同。大群大群的人出来集会,抗议这个和约。有些美籍德国人认为它对德国太苛刻,美籍意大利人震惊于威尔逊驳回了意大利的要求,美籍爱尔兰人惊骇于爱尔兰的独立不曾在会议上得到保证,自由主义者认为它背叛了威尔逊自己的原则。
  然而,美国人最主要的满意之源,却是国际联盟的盟约,这被作为一个部分包含在和约之中。第10条有点特别,它让联盟成员国承诺保持其他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却引起了争议。反对者担心这一条可能瓦解美国的主权——就是说,他们害怕国联的成员国资格,会责成美国军事干涉其他成员国模糊不清的边界所导致的争端。
  盟约的许多反对者,并非像支持美国中立性的那些人所误导的那样,是所谓“孤立主义者”,他们本身却是国际主义者,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ye)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他们根本就不曾争辩美国应该撤出世界舞台,他们只是争辩:得有书面保证,美国人民有权决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采取行动。
  “洛奇限制条件”宣称:“在第10条的各款之下……美国不承担维持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的义务,也不在该盟约的任何条款之下为任何目的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或者海军力量”——除非情况特别,独有宣战权的国会在此情况中将提供上述武力。限制条件清单之前的前言,还规定:美国对《凡尔赛和约》的批准,只在四大同盟国中至少三方官方接受了该限制条件之后,方才生效。
  威尔逊仍然相信,对第10条的任何削弱,对国联都是致命的。他对他的美国同胞解释说:“我不是那种人,在他们参与一场为世界和平的共同努力中,希望坐在靠门近的地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还要不断地扭动这把手,以确信门没被锁住。如果我们想参与这件事——我们确实是想参与——我们将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与这项伟大的事业坚持到底。”
  “怪异”与“瞪眼”:
  威尔逊的计划
  为了赢得对合约的支持,威尔逊奔走全国。甚至在他的反对者试图修改和约以确保美国的主权完整的时候,他仍然习惯性地指责他们无知、歹毒。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这人支持国联,也被威尔逊的举止吓坏了:“不编造些侮辱性的短语来描绘他的反对者,他就解释不了什么是国联。……对限制条件一条也不同意,总统的态度不可思议。”“总统谈得越多,”托马斯·弗莱明写道,“他就越让大多数参议员深信:这个和约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些限制条件,以保护这个国家抵制一个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领导人所统治的国际联盟——一个喜欢瞪眼的理想主义者,他将使这个国家纠缠于一些怪异的企图之中,以使这个世界变得完美,却不需要得到国会或者美国人民的同意。”
  威尔逊心智上的不稳,或许反映在这么一个事实中:那个和约等于对他的许多原则的否定,可他却越发辉煌地描绘它。在他周游全国为支持这个和约擂鼓助阵的时候,(这也是需要得到参议院同意的),他把这个漏洞百出的文件说成“人类希望的无可比拟的大团圆”;它一度还成为“神恩的伟业”。“《凡尔赛和约》是深思熟虑的文明的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威尔逊还这么嘴硬,“它是列强签订的第一份不为私利的和约。”
  当威尔逊拒绝经过参议院修改的和约之际,这文书就死定了。他命令他自己的支持者投票反对这个修改本,这个和约就归于失败了。在威尔逊的继任者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任下,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正式宣布战争结束,为一场夺去了120,000条美国人的生命的冲突画上了句号。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布置好了舞台
  威尔逊有办法使自己相信,德国皇帝是世界上的邪恶之尤。除掉他,扫除德国的君主政体,在威尔逊的圈子里,被假定能带来一个持续好久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因为扩张主义者德国皇帝让位于代表民意的、中庸之道的魏玛共和国。
  历史学家们已经指出,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在一战之末与德国修好了和平,却是二战的最大隐患。德国人民本来就厌恶《凡尔赛和约》,希特勒诉诸他们的爱国主义热忱与荣誉感,以支持他的对外政策。伍德罗·威尔逊,真诚地希望把这个世界弄成一个保存民主的安全之所,但事与愿违。20年后,一场更可怕的冲突轰然爆发。
  沃伦·哈定和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由历史学家们编撰的总统排行榜上,通常是落在了孙山之后。这不令人惊讶,这两位总统不曾介入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不曾涉足像“新政”或者“大社会”那样浩繁的立法计划,也不曾把美国扯进外国的大战。由于大多数历史学家钟情于好动的政府,在国内外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政府,那么他们对干脆由着美国人民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的行政首长,就缺乏同情了。
  然而,20世纪20年代,美国繁荣。美国企业创了生产纪录。工资涨了,工时短了。这好像又在强调工会主义与此无关,可这些成果发生在一个工会会员人数快速下滑的时代。
  投票反对威尔逊
  哈定获得了1920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就是因为他和威尔逊毫不相似。他没有标榜世界的宏伟计划,也没有增强扩大总统办公室力量的特别企图。如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路奇(Henry Cabot Lodge)所解释的一样,“哈定无意成为一名独裁者,但是他会用传统且符合宪法的方式治理政府。”针对外事事务,哈定支持一种温和而独立的方式:“对经营好我们的命运的能力充满信心,并小心翼翼地守护我们如此做的权力,我们无意引旧世界的命运。我们无意于自找麻烦。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只听从我们自己的判断力和良心的决定。”尽管他肯定不是个天才,可他也不是缺乏理解的历史学家们意在把他弄成的那样一个笨手笨脚的白痴。他的个人文章,显示他博览群书;他最喜欢的作家包括卡莱尔、狄更斯、蒲柏和莎士比亚。
  一堆丑闻
  这里无意于暗示这两个人干净得不得了,无论在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哈定,广受美国人爱戴——载着他的遗体的车队,从旧金山到华盛顿,时不时地被赶来向他最后致敬的人群阻断了行程——尽管如此,学者们说,他这个人至少不是个富有同情心的角儿。尽管他事实上或许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南·布里顿(Nan Britton)孩子的爹(近来的研究趋向于否定她的故事),可他陷入了他份额之内的风流韵事。他的个人文件泄露他一度为一个女人出钱流产。他和卡丽·菲利普(Carrie Phillips)暧昧长达15载,这女子曾经是他妻子的挚友。菲利普后来勒索他。哈定的竞选支持者闻风而动,捐了2万美元,买她出国,等大选之后再回来;当这花边新闻出现在一本书里的时候,联邦调查局被派去销毁这书的铅板和书册。
  在政治上,他的污点主要留在一些丑闻中,这些丑闻和大家对他那届政府的回忆永远联系在一起。但是,即使如此,丑行常常不牵扯哈定本人,大多数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在闹着什么鬼。杰斯·史密斯(Jess Smith),一个曾经出卖政府消息的官僚,遭到了哈定的质问,第二天他自杀了。早两个月,查尔斯·格雷默(Charles Cramer),退役军人局的法律顾问,当哈定发现这个局的局长通过出卖政府的医药供应牟利的时候,也自寻短见了。
  20年代的真相
  照老辈的智慧,20世纪20年代是这么一段时间:政府活动频率急剧下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大家常说哈定和柯立芝是放任主义经济学严格的支持者,在对外事务中不干涉主义的严格支持者。还是那样,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又夸大其词了。
  和前十年相比,在国内和国际,20世纪20年代确实呈现为一个政府干涉减少的时代。但是,前十年,毕竟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其中。因此,与前十年相比,尽管政府开销与外事介入确实下降了,但是比战前还是高得多。这就是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所谓的“棘齿效应”:尽管政府规模在一个紧急事件的余绪中必定有所缩减,但它永远也到不了事件前的水平。它的规模、它的花费、它的税收,比事件期间低,但比事件前高。
  降税……
  一战期间,最高所得税率从7%增加到难以置信的73%。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哈定和柯立芝两任下的财长,相信这种令人窒息的税率对经济有害。他还相信,这么高的税率,与较低的税率相比,为联邦政府产生的税金也比较少。(梅隆因此预见到了经济学家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论点以及他的“拉弗曲线”,这东西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引起了关注。)过分高的税率,导致富人对着这种惩罚性质的税收藏富,而不是显富。如果他们拿钱投资,而且收益很好,那么联邦税则只允许他们从赚得的1美元中留下27美分;但是,如果他们拿钱投资,却失败了,他们将损失1美元中的100美分。感而不谢,许多美国人说。
  大批美国富人把钱放在免税的州,并且买市政公债——一条利益不很大的财路,当然是这样,但是,他们至少有点回报,而且你收不得他们的税。与此同时,企业家缺乏资本。本来或许会贡献于企业投资的钱,让州公债绑住了。各州快被现金淹死了,于是在各种各样不见得有好处的项目上花钱,但是私人企业层面陷入了麻烦。
  梅隆因此想到税收减除对国家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在他的影响下,费了十年的工夫,税率全面削减,所有的税级都减。最高税率,因为它是那么高,得到了最大的降低,从73%降到40%,后来又降到25%,但是最大比例的缩减发生在较低收入者的税级中,此时此地人们看到他们的所得税负担大部分消除了。
结果,不但联邦税收果真增加了——这是梅隆政策的一个不幸的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翻了几翻。减税的这些举措,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1926年,失业率降低到了难以置信的1%。
  不,哈定和柯立芝并没有建立起“公平交易”、“新政”、“新边疆”、“大社会”或者“新盟约”这样的宏大工程。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仅仅置身于经济之外,置身于人民的生活之外。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到了那十年收尾的时候,美国人可以吹牛说占有世界总产值的34%,其后是英国和德国,各自仅占10%多一点。难怪历史学家们讨厌哈定和柯立芝;这两个总统的成功表明:如果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连同他们那些辉煌灿烂的计划,收住手脚,扔下我们不管,这个国家又会富多少啊。
  接下来,一个像柯立芝那样从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今天要能当选,那简直不可想象。他没做竞选允诺,通过税收或者其他政府计划,以这部分人为代价致富另一部分人。他理解,“心是好的”政府计划能造成什么破坏;他理解,宪法制定者所憧憬的美国政府权力有限的性质。从如今的总统候选人的嘴里听到的大话,那是大得没边了。
  选举加尔文·柯立芝当总统的美国,体面,合适。他们的总统,是这么一种性格的人:他不发动辉煌浩大的经济计划和社会改造计划,没有什么兴趣管世界上那些麻烦的闲事儿。评论家亨利·路易斯·孟肯(H. L. Mencken)这么说他:“他当政那会儿,没什么兴奋的事儿,可也没有什么头痛的事儿。他没思想,可也不招人讨厌。”但愿同样的说法,也能适用于他的那些继任者。
  1929年的股市崩盘,把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扔进了一个天塌地陷的结局中。从1929—1933年,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跌落了30%。最惨的时候,失业率攀升到不可思议的25%。一直有人说,如果让全部的失业者每隔一码排队,这个队伍将从纽约伸展到西雅图,再伸展到洛杉矶,然后又折回到纽约,且还剩下280,000人没赶上排队呢。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税后的企业利润,其实是负数。20世纪30年代的私人净投资也是负数——就是说,厂房和设备磨损得比更新还快。
什么导致了1929年的衰退,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右派,齐声谴责资本  主义的大萧条,声称盛衰周期是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部分。然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提供的,论证却相反:“盛衰周期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特征;它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发动的(在美国,那就是联邦储备系统)——一个明显的非市场性质的机构。为了得到关于这个论题的充分而可靠的研究,本书强烈敦促感兴趣的读者拜读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胡佛:一个“啥事儿不干”的总统?但愿如此!
  大多数人相信,正当大萧条蹂躏这个国家的时候,胡佛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积极干预经济,最终才带来了生机。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真实的了。
首先,在大萧条期间,说胡佛懒坐着,这不真实。他做得蛮多——比任何和平时期的总统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维尔(Rexford Tugwell),罗斯福新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承认,“我们当时不承认,但实际上整个新政是从胡佛发起的计划推出来的”。其实,胡佛不断管经济的闲事,使情况更糟。他费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萧条。在1929年和1930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政府干预了一年之后,情况大大恶化了。
  管保失业
  股市崩盘之后的那个月,胡佛把企业界的重要领袖召到白宫。他恳求他们不要削减工资,争辩说高工资是大萧条的一条出路,因为他们给了个人购买货物的手段。
  说真的,胡佛的哲学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国历史课本其实都本分地采纳这个哲学;经济低迷,这种论证说,是由“低消费”引起的。但是,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单说一件事,如果大萧条的原因一直是消费者花费少了,那么我们该有理由预言,最受打击的经济扇面应该是那些制造锅碗瓢盆、牙膏或者苹果饼的企业。但是,历史学家加里·迪安·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却是生产耐久货物和资本货物的企业。“消费者增加了开销,”贝斯特解释说,“大致是帮了生产生活消费品的企业,事实表明这种企业的销售额比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这和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重工业少有或者没有关系,而失业却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中。”
  胡佛的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工资是企业经营的一项成本。要求高工资,特别是在价格迅速走低的时候,它让企业更难以雇人。然而,总统有要求,大企业给了面子。悲惨的结果是可以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胡佛的错误,是把高工资假设为美国繁荣的原因,而不是繁荣的表现。如果单凭高工资就能制造繁荣,我们仅仅强制执行每小时100美元的最低工资,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贫困了。只有疯子才支持这么一项政策,因为结果是前所未闻的失业率,以及经济的彻底浩劫。
  管农业的闲事
  胡佛的农业政策是另一场灾难。自从一战结束以后,农场主哭着喊着要政府的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其中包括要求帮助提高农产品价格。(解释一下:农场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装弄得对人人都更贵,为的是给他们带来好处。)农场主日子难过,是因为农场主太多了——多得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战期间,欧洲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扰乱,美国的农业扇面急剧扩大。等到战争结束,那就没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国肿胀起来的农业扇面还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资源都得转移到工业方面,以生产美国人真正需要的货物。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试图改善众多美国农场主的境况。联农委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这样农场主就把他们的产品(特别是小麦和棉花)善而藏之,待价而沽。然而,这个办法确实能称心如意地把价格抬起来,但是第二年农场主却兴高采烈地增加产量,把过剩问题搞得更加严重。最后,联农委通过它的“谷物稳定公司”,授权以远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收购美国农场主的小麦。于是农场主就把小麦卖给“谷物稳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农业官员坚信:美国小麦脱离世界市场,必致世界小麦短缺,外国人很快就会哭着喊着要美国小麦。可是事与愿违,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把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抢走了。
  美国官僚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抬高谷物价格,但是,巨大的过剩小麦,被政府买去了,把谷物价格压得更低,因为世界知道这些小麦终究还得倾销到世界市场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几年后评论道:“胡佛试图赖以维持农产品物价的那些大收购公司,其效果是让市场整个乱了,制造了不确定性。”
  问题是明摆着,有些政府官员足够诚实,承认要让这么一个计划管用,那就得强加严格的限制,得规定农场主生产多少才被允许。要求农场主自觉削减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耳旁风。不遗余力地要抬高价格,联农委主席走得太远了,他号召各州长“立刻缩减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变作一行”。
  更热闹了:增加税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到头来在政治上却没有可行办法单单把这种保护限制在经济中的一个扇面上。无数行业的压力集团纷纷扑向华盛顿,也要争关税保护。实际上,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是胡佛充耳不闻,于1930年6月把这个税则签署为法律,25,000多种产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59%。
  这一税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工业。美国的商业伙伴的产品被关到了美国的大门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就采取报复。比方说,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是对美国汽车征收双倍的关税——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量跟着就降低了90%。法国实际上把全部的美国产品都关在门外。西班牙的报复手段是把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到那么一种程度,以确保美国汽车在西班牙卖不出去。
  还有其他方面的增税——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鲁·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降税的就是他,突然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要大规模地提高征税。国会和总统言听计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1932年《税收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把税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绝后。所得税率急剧增加,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25%窜到63%。这意味着在大萧条中间,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私人投资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大手大脚的胡佛
  胡佛还广泛地增加公共设施项目的支出。四年间花在这些项目上的钱,多于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国际贸易缩减,船运业务量不如以往,他就缩减了造船工业规模。胡佛的“复兴银行公司”(RFC)为不景气的行业(主要是铁路和银行)提供紧急低息贷款。到1932年下半年,复兴银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烦企业,还把钱借给各州作失业救济金,并且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
  总统为失败企业打气的企图,效果却是成问题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业,”一位史学家写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后终归破产,就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债台高筑。”
  有一个领域,胡佛的举措不同于罗斯福:胡佛踌躇于提供直接的联邦救济金,而是依靠自愿组织,最后把贷款给了各州。就提供帮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愿组织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样是合适的机构。
  回顾他的任期,胡佛祝贺自己举措大胆。“我们或许一无所为,”这位总统在1932年说,“事情本来会一败涂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愿向私人企业、向国会建议共和国有史以来发展出来的最宏大的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罗斯福进城
  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绝对优势挫败胡佛。在民意测验中,罗斯福身在“伟大的”总统之列,与华盛顿和林肯平起平坐。许多美国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国从大萧条的魔爪下解救了出来。其实,在罗斯福治下,从1933—1940年,失业率平均在18%这么一个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传记作家说,没有谁比罗斯福对经济更无知的了。这是明显的。财富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罗斯福一窍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许多荒唐举动拼就的百衲衣,有时彼此掣肘,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通过中央计划寻求繁荣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据此建立了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试图保持高工资,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它设立了几百个法律裁可的、具有行业规模的联合企业,准许它们设立标准工资、工作时间与最低价格。最低价格意思是:行业将大致免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竞相抛售;每家企业的价格必须起码是所规定的最低数。人为提高的工资意味着继续失业,高价格意味着几乎全部的美国人都日子难过。真是了不起的复兴策略啊。
  让我们毁了吃的以帮助饥饿的人民
  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属于他们自成一类的天才举措。把另外一些货物的价格调高还不满足,罗斯福还扑向食品。他建议农场主削减生产,或者什么也不生产,损失由政府补贴。他相信,减少供应将抬高农产品价格。但是,与此同时,他必得对付如此的慷慨。政府决定把相当多的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毁掉,以制造一种短缺,借此抬高农产品价格。杀了600万头猪,捣毁了1000万英亩棉花。
  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把大规模毁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说成“为旧时代扫除不平衡的生产导致的残余”。到底多少产量才能恢复“平衡”,华莱士想必是慧眼独具。
  在“美国农业管理署”(AAA)成立之后不久,农业部公布了它的一项关于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美国人食品情况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构造了四类食品情况样本:富足、小康、温饱、紧急(难以生存)。结果发现,美国没有生产足够的食品,以养活仅求温饱(不至于饿死)的人民。消除这场灾难的最佳办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贵,这得需要特殊的头脑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与此同时,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的这种漏洞百出的举措继续有增无减。1936年,“农业经济局”报告说,就棉花而言,农场收入起码和还不存在“美国农业管理署”的时候一样高,甚至更高。第二个月,康奈尔大学的詹姆斯·E. 波义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报》上论证说,农管署得为至少200万失业者负责,特别是失业的小佃农和农场劳工。尽管农管署本意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历史学家吉米·鲍威尔(Jim Powell)评论说,农场主“发现自己的境况实际上更坏了”,因为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总署”在强行抬高制造品的价格方面更成功,包括农场主在内的消费者都得为此买单。
  罗斯福的农业衣钵
  不幸的是,政府对农业大规模的干预从来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大家把这十年和政府削减与遵从市场原则联系在一起,但农业计划每年还是吃掉300亿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补贴的形式,另外1/3是消费者付出的更高的价格。这些项目背后的主要机制是价格支持:联邦政府主动为农场主支付每件产品一定量的钱;在这个价格上,农场主愿意卖多少,政府就买多少。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出的价高于市场价,农场主就不在市场上卖东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积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这些东西打发掉,同时又不把价格压下去。经常的情况是,政府干脆把东西毁了。罗斯福的农业衣钵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部每年下令销毁:
  ★ 5000万个柠檬
  ★ 10000万磅葡萄干
  ★ 10亿个橘子
  花生的生产配额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酱的价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补贴更荒唐,美国的每头奶牛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这个数比世界半数人口的收入还多”。确实,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的食糖价格比世界价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价格补贴。这对种甘蔗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处,他们从这个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这政策让消费者每年花了3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用糖的行业置于与外国生产者不利的竞争劣势中,后者不曾被迫为糖出这么膨胀的价钱。
  罗斯福反企业的狂热延迟了恢复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坏了经济。新政的劳动法同样增加了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劳动力成本,这进一步在失业问题上雪上加霜——按照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和拉威尔·伽拉维(Lowell Gallaway)的说法,到1938年,又有120万人失业。
  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论证说,“政体不稳”也阻挠了恢复。商人和投资者拿不准联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会有什么惩罚性的措施加在他们头上,就干脆不投资了。希格斯还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长期投资特别受打击。在证券市场上,长期债券的风险酬金巨大,表明行业领导人对未来非常不确定。希格斯从20世纪30年代搜集的调查数据暗示,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变成了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商人对占据白宫的那些人反商业狂热的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是很在意的。
  劳工立法的后果
  罗斯福用《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纳法案》),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标准课本想当然地以为对工会好的就对工人好(尽管现代工会的整个目的,是把人们排挤在一个行业之外,而不是为工会里的工人提高工资)。事实却相反。
  工会使社会贫困化的方式不计其数,从扰乱劳务市场到阻碍效率和发明的工作规则。“国家法律与政策中心”和“约翰·M. 奥林就业情况与政策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俄亥俄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和拉威尔·伽拉维估计,单是在过去的50年里,工会就花费了美国经济50万亿美元这么一笔庞大的钱。这里没有印刷错误。“这项沉重的经济损失,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报告解释说,“我们的模拟结果揭示的,是这个组织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强大影响力,乍看起来这种影响力是每年发生一点点。”不令人惊讶的是,报告确实发现工会工人比会外工人挣的钱高15%;但是,报告还发现,一般的工资损失惨重,原因是经济规模比假定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小30%—40%。
  为什么在一个工会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年代(1900年只有区区3%的美国工人在工会里),从1860—1890年的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提高了难以置信的50%,从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为什么美国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会的欧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劳工史学家和活动家在解释这样的问题时,将会张口结舌。在对付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都避而不谈。
  “公共建设工程”的灾难
  新政的青睐者向我们保证说,罗斯福花费庞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经济刺激。但是,这样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纳税人)的钱送给另一些人,因此没有什么净刺激。其实,这样的项目肯定是坏的,坏就坏在它们把资本从私人扇面那里转移出去了,因此阻碍了以健康的方式来创造工作机会。经济学家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尔·K. 本杰明(Daniel K. Benjamin)发现,花费巨大的新政项目“创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干脆排挤了或者实际上毁掉了而已。罗斯福设立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无数美元,只是吸干了资本以赞助那些本来就铺张浪费的项目而已,因为这样的项目缺乏指导着企业家投资决策的那种盈亏评价标准。
  用劳民伤财的工作买选票
  罗斯福的公共建设工程普遍腐败。经济史家已经在努力搞清楚这些项目在全国的分配——比方说,为什么人最穷的南方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得到的帮助最小?
  许多学者注意到振兴署项目在西部各州出奇的多,1932年罗斯福在这个地区的竞选优势一直微薄,他们相信政治的考虑在这些项目的分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加文·莱特、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吉米·F. 考奇和威廉·F. 舒格哈特二世这样的人,相信在新政开销与罗斯福的政治需要之间有重要的联系。比方说,政治因素在新政在各州的花费差别一事中占80%。罗斯福在西部各州花的钱比在南方多——南方为他提供了67%的选票,是因为在政治上南方比西部稳当得多,他不大需要买南方的选票。
  “振兴署”的工人常常被迫支持罗斯福喜欢的候选人,改换党派,或者为罗斯福的第二次大选“做贡献”。参议院的一项调查,一宗接着一宗地发现,“振兴署”的雇员得到指示,如果他们不想被炒鱿鱼,那就得把他们薪水的一部分贡献给这位总统的第二次竞选运动;还发现,那些拒绝支持一位受宠的候选人的人,在救济金名单上被除名了;还发现,登记在案的共和党人,被要求在救济金登记簿上写自己是民主党人,为的是保住工作。
  在罗斯福当政的年月,这些无论如何不是政治讹诈的独一无二的例子。标准课本提供了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滥用职权的全部细节(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关于作为此类勾当的先驱人物的罗斯福,却只字不提。芝加哥贫穷的神父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主办的保罗会天主教广播电台,批评罗斯福的法院改组计划,美国通信委员会就把这电台的执照拿走了。早在1935年,罗斯福就要求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各种各样的保守组织进行调查,在那十年的后半段,还秘密地搜集证据(当然是一无所获),要证明反对美国参与二战的“美国第一委员会”的那些显赫成员拿了希特勒的钱,这个委员会也被照习惯污蔑为纳粹和叛徒。
  法院告诉罗斯福,别那么急
  想起美国历史上有那么个时候,还是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其时像罗斯福新政的那种项目,根据宪法,实际上遭到了批评。20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也有足够多的大法官,坚持对宪法进行诚实的解释,像《国家工业康复法案》和《农业调整法案》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被宣布为违宪。
  不需要说,法院的裁决激怒了罗斯福。他公然指责高法的“九个老家伙”,说他们对宪法的解释只适合于“骑马生臭虫的旧时代”。但是,除了指责,他还走得更远。1937年,罗斯福建议: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凡是到了70岁的,如果不辞职或者退休,那就要补新的法官。由于当时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有六位都过了70岁,那么这项建议立法将允许罗斯福另外加六位大法官到最高法院中。
  起先,这位总统试图声称他的计划仅仅是有意为年老的大法官提供帮助,但是连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都遭到了这个明显的谎言的羞辱。最后,罗斯福对自己的意图更加直言不讳:他相信目前的大法官班子和过时的法学牵扯不开,对宪法的一种更灵活的看法需要引进到最高法院,以确保他的新政项目。
  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是强烈的,甚至罗斯福的许多民主党同伴也反对。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被驳回了。但是,罗斯福对法院的恐吓或许已经发生了效果。特别是,有人怀疑总统的压力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文·罗伯特(Owen Roserts)大法官突然在自己的决定中对这个政府变得友好得多了。然而,原来罗斯福毕竟有机会影响法院,哪里需要如此粗鲁的操作。在其后的四年里,这位总统有本事在法院里填了七个空缺,有人辞职了,有人退休了,有人死了。
  新法院是个什么样子
  一旦罗斯福在这个新法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新法学是个什么样子呢?参看一下1942年的“韦克特诉费尔本案”。法院裁定:在自己的地产上为自己家用而种小麦的农场主,落在“州际商业”这个名堂之下,在宪法的州际商业条款之下服从联邦的管理。家产的小麦,用法院的话说:“为种植小麦的人的需要所提供的小麦,将以其他方式反映在自由市场的购买行为中。在这种意义上的自家种植的小麦,就与商业中的小麦进行竞争。”有人为自己供应小麦,由于他不是从市场上买的这小麦,他因此就影响州际商业。在这个标准下,任何东西都有资格影响州际商业——因此就得服从联邦政府的管理。
  法院成了为联邦政府的行动提供合理性的工具,成了把各州置于俯首听命境地的工具。在1939年的“古林诉华莱士案”中,法院暗示联邦政府可以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任何可能对“全民福利”有好处的领域。
  二战把美国救出大萧条了吗?
  那么,如果新政不曾把我们救出大萧条,什么东西救了我们?有些人,包括许多教授,被迫承认新政的失败——说二战救了我们。二战是一个美国经济大繁荣的时代,这场战争把这个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这种说法都成了传统智慧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总搞战争会是个好主意。想想所有那些不得不去生产原料、制造飞机和装配导弹的人们吧。
  历史学家已经把战争期间达到的那些真实的产值数字搞出了不少。但是,这些增长,大多数归于军备与武器的制造,以及给军人的报酬。这样的生产,与普通人的需要是不搭界的。把资本和其他资源转移到消费者不会买的货物上,消费者的日子更难熬了。在1943—1945年之间,大约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包括军队、为军队服务的平民雇员、在军需品行业中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都既不生产任何生活消费品,也不生产资本货物。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一直是60%的税金用于资助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占到40%。所有这一切都等于物质财富的急剧损失。
  征兵降低了失业率!
  失业确实不见了,这是真的。但是,它不见了,主要是因为700万人参军了,且大多数人是强征入伍的。如罗伯特·希金斯(Robert Higgs)解释的那样:“战争期间政府把相当于战前劳动力的22%那么多的人拉到了军队中。可好了,失业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没人需要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理解这个事情。”在一种健康的经济中,总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货物。然而,新政的那种有病的经济,能让失业问题出现一个凹坑,但只能通过把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强征入伍才办得到。
  与此同时,在1940—1944年之间,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七小时,外加多挖了50%的含沥青的煤炭。要得到大家需要的货物,却更难了,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没人在战时能买辆新车、新房子或者大件的用具,因为政府已经完全禁止生产这样的东西。大量其他货物也求而不得,或者难以得到,从巧克力到糖、肉、汽油和轮胎。正如经济学家乔治·雷斯曼(George Reisman)解释的那样:
  人们相信他们在二战的时候繁荣,因为他们堆积起了大量花不掉的收入——以纸币和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他们把积累起来的这种纸上的资产和真实的财富混为一谈。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经济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度量二战的生活水平的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把那段时间大体上花不掉的“公民收入”计算在内了。
  不需要说,这不是繁荣。最终结束大萧条的,既不是经济立法,也不是二战,而是战后正常的情况恢复了,在罗斯福年代骚扰企业的不稳定的情况消除了。假如没有胡佛和罗斯福的那些毁灭性的愚蠢政策,繁荣将来得早得多。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背后的故事 ---朱伯颖采访记(图)      一个信封的不平凡经历 朱伯颖同志动情地向我们介绍:1962年2月22日,就是这个信封,装载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毛主席题词的纸不是很大,毛主席的题词就放在信封里,比信封还要小一点。就象A4纸这么大,上面写着:密件,“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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